年关将近，3G问题依旧能激起业界的一次又一次兴奋。

信息产业部奚国华副部长19日说，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，这是决策机构首次对此问题进行正面回应。

据悉，在3G决策过程中，信产部和发改委充当方案制定者，国资委为方案可行性评估者。奚国华副部长的此番表态应该基本意味着，3G牌照发放工作将尽快完成。

不过，预计于2006年浮出的最终方案，其核心推动者的政策抉择思路是什么？在众人期待的牌照征程上，3G的顺利显形需要的政策准备有哪些？在3G上，政府部门持何种观点？现状中有何难点和疑点？

带着这些问题，近日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采访了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在中国的3G到来前，监管政策等方面需要哪些调整和准备？

陈金桥：政策方面的准备，绝不是发放牌照本身的论证工作，或只是准备3G业务的相关管制政策这么简单。只有在启动了3G之后，才会有相应的政策监管思路出来。

配套政策方面，目前准入政策、监管政策、网间漫游、资源共享等都还在制定当中，包括监管体制的调整、运营格局的优化、产业链的进步，都需要通盘考虑。另外，在服务质量保障、服务规范制定、频率资源分配，结算价格等方面，也要重点考虑。

3G之前，《电信法》正在加紧出台。但同时，TD-SCDMA、 CDMA、WCDMA 三大标准和技术测试问题，三大标准的知识产权问题、中国自有标准TD-SCDMA测试问题，都需要确定并厘清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与国外相比，中国3G市场的特色是什么？有何可借鉴之处？

陈金桥：邻国日本和韩国已经启动了3G市场。尤其是韩国，业务创新更多，也实行了号码可携带计划。日韩通信市场带来的经验是，只有产业链动起来，市场发生爆炸式增长，才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往前走。

中国3G正在进行后发式追赶，总的感觉是技术层面的障碍逐渐消除。具体到如运营商方面，目前还很难说。这一专业化的网络规划工作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太多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关于3G牌照发放的时间点，外界众说纷纭，官方也无明确说法。

陈金桥：时间点是相对的。一个正式的3G网络规划和部署，必须要有相关政策的引导，包括在技术标准的选择、数量、市场层面，规模问题，前期可以有一个预测，但具体规模和可能遇到的难题，只能等到上线之后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您目前对 TD-SCDMA 的看法呢？

陈金桥：我的态度是谨慎乐观。

3G技术标准不仅是一个行业标准，还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决策。从3G的技术标准来讲，中国应采用国有标准TD-SCDMA。TD-SCDMA从来就被看做是一个弱势标准，在这次的转折点上能否成功，政策扶植很重要。

最为关键的问题，是该标准需要有商用化、市场的驱动，一旦发放TD-SCDMA牌照，它追赶其他两个标准的速度会非常快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3G后，运营商间竞争环境将发生何种改变？

陈金桥：八个字，叫“数量有限，异质竞争”。首先数量不要太多，相互之间能够展开有效竞争，能够一同把这个市场做大就行了；其次，我个人始终强调的一点是，采用同一种技术标准一张全国性网络，不适宜两张同一标准的全国性网络。

这种环境下，各大运营商会从竞争走向竞合。目前在位的运营商，内部对相关的技术方案和过渡方案作过非常深入的研究，邀请过设备商，甚至做过详细的预备规划。

他们此番作为的主要目的有两个，一方面是考虑成本，如怎样最大化利用自身资源，对下一步要多少投资作出安排和部署；另一方面是演练，即国家正式明确政策以后，规划出全国性的3G网络规划需要多长时间。

总的来说，3G之后，要实现的是中国通信产业的整体跃进，而绝不是运营市场的单方突进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宏观方面，3G之后整个通信行业会形成怎样的格局？运营政策有无调整？

陈金桥：第一是资源的合理配置，即成本和效益的权衡；第二是竞争格局；第三是培养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。

3G之后，还会有网络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，政策准入问题相关部门正在考虑。